摘要

历史上有隋末王通讲学河汾，传道解惑，培育人才，卒开唐代贞观之治的说法。“续命河汾”是陈寅恪一生的学术理想。他所认定的“续命河汾”的学术路径有二：一是守先哲之遗范，文化续命；二是托末契于后生，开启来学。这种守先待后的学术理想，不管在炮火连天逃亡办学的困厄中，还是在双目失明个体生命的逆境下，陈寅恪都有很好的坚持坚守。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实践者与播种人，陈寅恪着意将“续命河汾”理想与“学术独立”的观念转化为大学和社会的共识。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的过程中，升华前贤，救赎自我，鼓励新读书人，超越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走出前辈学者憔悴忧伤的遗民情感自设，赤地新立，做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现代学人。这种自度度人的情感救赎，使陈寅恪“续命河汾”的学术理想，更臻圆满

陈寅恪；续命河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民族本位

1948年底1949年初，年届60岁的陈寅恪以坚毅果敢的方式，完成生命中的一次重要选择。1948年12月，在解放军炮声可闻，北京南苑机场已被封锁的情况下，南京政府“抢救学人计划”也在紧急实施中。15日清晨，在傅作义短期夺回南苑机场控制权的空隙里，陈寅恪携全家四人，与胡适一家及钱思亮、英千里等，同机从北京飞到南京。陈寅恪一家到达南京后没有滞停，乘夜车赶往上海。一个月后，1949年1月16日，除大女儿陈流求留上海读书外，陈寅恪又举家从上海乘客轮前往广州，选择前往陈序经任校长的岭南大学任教。

陈寅恪有诗记录此次仓惶撤离的行程。诗中有“临老三回值离乱，蔡威泪尽血犹存”，“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的诗句。诗中加有小注，诗人把卢沟桥事变、香港太平洋战争与北京撤退，列为临老之境经历的三次离乱。而1948年12月的北京撤退，更是匆匆且可悲。1949年1月，在上海驶往广州的秋瑾号海轮上，陈寅恪有几分求仁得仁的轻松。他回忆最近一次的海上旅程，是1946年赴英国治疗眼疾。那次失望东归，是一种“求医未获三年艾”的痛苦记忆；而这次南迁南渡，前路未卜，则是“避地难希五月花”的忐忑。此诗的最末两句为“毁车杀马平生志，太息维摩尚有家”，言南渡广州，就职于私立大学，其主要目的是避地求生。在避地求生的前提下，毁车杀马，在所不惜。平生志业，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了。1950年初，太平洋战争时期在香港与陈寅恪有过交往的词人叶恭绰，寄诗于陈寅恪，询问近况，其询问触动陈寅恪心底的苦痛。陈寅恪作答：

道穷文武欲何求，残废流离更自羞。

垂老未闻兵甲洗，偷生争为稻粱谋。

招魂楚泽心虽在，续命河汾梦亦休。

忽奉新诗惊病眼，香江回忆十年游。

一边是残废流离之体，一边是四海甲兵乱世，垂老之人招魂楚泽心在，续命河汾梦休，诗句透露出陈寅恪选择广州，任教岭大的悲怆与无奈。

“续命河汾”是陈寅恪一生的学术理想。其1919年与吴宓论学于哈佛，以“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总括宋儒贡献，为日趋激烈的中西文化冲突寻找出路；其1927年以“文化神州丧一身”评定王国维自沉的意义，两年后擎起“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旗，为新读书人立标；其1931年写作《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责任》中，将民族学术独立，看作是清华及全国大学的责任；1933年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其审查报告中坚持在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的同时，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上述种种，无不显示出陈寅恪鲜明的民族文化本位立场和文化托命人的使命意识。

在“续命河汾梦亦休”的感慨之后，1951年陈寅恪写作《论韩愈》一文，重提隋末王通“讲学河汾”的旧典，重述韩愈再建儒学道统、古文文统的意义：“世传隋末王通讲学河汾，卒开唐代贞观之治。此固未必可信，然退之发起光大唐代古文运动，卒开后来一赵宋新儒学新古文之文化运动，史证明确，则不容置疑者也。”王通讲学河汾，致力于儒学改革，造就了贞观之治；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开赵宋新儒学先河。陈寅恪将王通、韩愈都看作是纷纭时代华夏学术传承的续命之人。

在新中国百废待兴之际，重提“续命河汾”，陈寅恪有深意寄寓其中。1953年，中国科学院拟成立三个历史研究所，邀陈寅恪北上，并创刊《历史研究》。陈寅恪虽未允北上，但应约给刚刚创刊的《历史研究》两篇文章，一篇是写作于1952年的《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发表在《历史研究》1954年创刊号上。一篇是写作于1951年的《论韩愈》，发表在《历史研究》第二期上。这是两篇霸气外露的文章，与陈寅恪“唐史三书”均以“稿”称的低调作派，迥然有别。《论韩愈》中重提“续命河汾”的儒家传统，表现出在重新站起来之后的华夏中国，请民族文化登堂入室，回归主位的强烈愿望。

作为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即进入学术主流，在中国学术现代化大浪淘沙，适者生存进程中，站立潮头的人物，陈寅恪一直充当“续命河汾”的觉者行者。这种使命感，越到晚年，情越激切。1962年7月，陈寅恪因跌断右腿住院治疗，11月有《壬寅小雪夜病榻作》诗云：“今生积恨应销骨，后世相知傥破颜。疏属汾南何等事，衰残无命敢追攀。”抱失明膑足之躯，无以膺命疏属汾南之事，其积恨可以销骨。1964年，陈寅恪在完成《柳如是别传》后，生命进入垂暮之年，他把编辑出版文集的重任，托付给清华时期的学生、时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的蒋天枢。其《赠蒋秉南序》中再提疏属汾南之志：

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

此语更是沉痛。疏属汾南之事，依陈寅恪赠序所言：一是续命文化，即文中所言“守先哲之遗范”者；二是开启来学，即文中所言“托末契于后生”者。在陈寅恪反复使用的“疏属汾南”之典中，寄寓着陈寅恪续命文化，守先待后的学术理想。“续命河汾”的学术理想，是陈寅恪一生都没有放下的行囊。因其志不磨，故其言沉痛。

一、海外论学：在阐明古学中吸收异教

1919年，陈寅恪因欧洲战争，由德国留学改为美国留学。年初入哈佛大学，学梵文、希腊文。先于陈寅恪在哈佛读书的，有俞大维、梅光迪、吴宓、汤用彤。吴宓得俞大维介绍而与陈寅恪认识，并由此起步，开始了与之一生的情谊。吴宓是从清华学校考取留美公费到哈佛读书的。读本科的两年间，均请白璧德（Irving Babbitt）担任指导教师，在其指导下选修各门功课。1920年6月本科毕业后，又用一年时间取得硕士学位。白璧德是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其新人文主义学说在学术界具有影响。吴宓以白璧德这位名师成为自己的指导教师为骄傲。与吴宓同时以白璧德作为指导教师的，还有张鑫海、楼光来、林玉堂等。吴宓喜爱小说，在哈佛中国同学会上曾做《红楼梦新谈》的演说。陈寅恪也喜爱小说。吴宓演讲后，陈寅恪以《红楼梦新谈题辞》一诗相赠，诗中有“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之句，引吴宓以为同好。吴宓把陈寅恪诗收录在日记中，并记叙了对陈寅恪的最初印象：“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吴宓有写日记的习惯，而陈寅恪不写日记，因此，《吴宓日记》便成为吴宓与陈寅恪行迹往来、情感交流的珍贵记录。陈寅恪长吴宓四岁。在《吴宓日记》中，早年以陈君相称，晚年以陈寅恪兄相称。吴宓对陈寅恪，其亲切敬畏，始终在亦兄亦友之间。

陈寅恪、吴宓在哈佛读书时期，正是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国内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时期。吴宓与陈寅恪交往越多，越生敬佩之情。其1919年4月25日《日记》记载：

近常与游谈者，以陈、梅二君为踪迹最密。陈君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宓倾佩至极。古人“闻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信非虚语。陈君谓，欲作诗，则非多读不可，凭空杂凑，殊非所宜。又述中国汉宋门户之底蕴，程、朱、陆、王之争点，及经史之源流派别。宓大为恍然，证以西学之心得，深觉有一贯之乐。为学能看清门路，亦已不易，非得人启迪，则终于闭塞耳。宓中国学问，毫无根底，虽自幼孜孜，仍不免于浪掷光阴。陈君昔亦未尝苦读，惟生于名族，图书典籍，储藏丰富，随意翻阅，所得已多；又亲故通家，多文士硕儒，侧席趋庭，耳濡目染，无在而不获益。况重以其人之慧而勤学，故造诣出群，非偶然也。

从陕西泾阳吴家大院走出的富家子弟聪颖青年吴宓，在与陈寅恪、俞大维的交往中，发现了自己的劣势：自己虽自幼苦读，孜孜以学，但与生于江南名族，亲故通家，多文士硕儒的陈、俞二君相比，对旧学问的熟悉和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不免相形见绌。留学生出身的吴宓，在生命的晚年，重读晚清词人郑文焯《樵风乐府》，在1971年1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一般人读书、积学，率皆由古迄今，自旧至新，惟宓适反。遂述宓所行所历，大抵由阅读杂志报章、小说笔记，终底于经史要籍。”由新向旧，抑或由旧向新，是新派留学生与世家子弟的区别。读书方向不同，知识结构不同，进入学术，进入中国社会的方式不同，其对古今、中西学术发展趋势的判断，对社会生活中的进退取舍的选择，也大不相同。正是出于对陈寅恪世家出身、学问学识的佩服，《吴宓日记》中才以大段的文字记录陈寅恪及其他同窗好友的学术见解，并丰富着自己对学术对社会的感悟。

吴宓1919年12月29日《日记》中记各位同窗学业选择情况云：

留美同人，大都志趣卑近，但求功名与温饱；而其治学，亦漫无宗旨，杂取浮摭。乃高明出群之士，如陈君寅恪之梵文，汤君锡予之佛学，张君鑫海之西洋文学，俞君大维之名学，洪君深之戏，则皆各有所专注。宓尚无定决。文学与报业，二者究将何择，久久不决。

1919年8月18日《日记》记众人读书买书情况道：

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已充橱盈笥，得数百卷。陈君及梅（光迪）君，皆屡劝宓购书。回国之后，西文书籍，杳乎难得，非自购不可。而此时不零星随机购置，则将来恐亦无力及此。

同窗间学科选择不同，学问学力各异，形成了论学切磋的小环境。这个相处民主和谐的留学生团体，吴宓在本年9月7日的《日记》戏称为“哈佛大学中国动物园”。而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北京的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也自然不断进入他们的话题。吴宓1919年8月31日《日记》记载：

近读史至法国大革命事，愈见其与吾国之革命前后情形相类。陈（寅恪）君谓西洋各国中，以法人与吾国人，性习为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美人则与吾国人，相去最远，境势历史使然也。然西洋最与吾国相类似者，当首推古罗马，其家族之制度尤同。稍读历史，则知古今东西，所有盛衰兴亡之故，成败利钝之数，皆处处符合；同一因果、同一迹象，惟枝节琐屑，有殊异耳。盖天理、人情，有一无二，有同无异。下至文章艺术，其中细微曲折之处，高下优劣、是非邪正之判，则吾国旧说与西儒之说，亦处处吻合而不相抵触。阳春白雪，巴人下里，口之于味，殆有同嗜。（今国中之妄谈白话文学，或鼓吹女子参政者，彼非不知西国亦轻视此等事。特自欲得名利，而遂悍然无所顾耳。）其例多不胜举。

陈寅恪认为，因为中国人民族性格与法国近似，故选择辛亥革命的方式，推翻旧政权，建立共和国。又因为我国家族制度与古罗马类似，天理人情，及文章艺术，有同无异。有丰富欧、美留学经历且对中国政治熟悉的陈寅恪，其对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的认知，对吴宓影响甚大。

陈寅恪有关中西文化比较、中国文化出路的议论，在吴宓1919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有更详尽的记录：

午，陈君寅恪来。所谈甚多，不能悉记。惟拉杂撮记精要之数条如下：

（一）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

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

陈寅恪所讲，是关于中国民族性格和思维的长处与短处。根据民族性格与思维的特点，陈寅恪认为：因为华夏民族普遍存在的实用理性，当下中国的救国经世之方，天理人事之学，精神形而上之学，比工程实业之学，更为急需，更为重要。疗救精神，遏制人欲横流、道义沦丧，才是救治中国的根本良方。

精神疗救中国，如何实施？陈寅恪的思路是：借鉴佛教中国化的经验，寻找探询以西学之精粹，入中学之经典；取异质文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体的学术路线：

汉、晋以还，佛教输入，而以唐为盛。唐之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实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佛教于性理之学，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惟其中之规律，多不合于中国之风俗习惯，如祀祖、娶妻等。故昌黎等攻辟之。然辟之而另无以济其乏，则终难遏之。于是佛教大盛。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变夏也。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而常人未之通晓，未之觉察，而以中国为真无教之国，误矣。

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故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托马斯·阿奎纳斯，其功至不可没。而今人以宋、元为衰世，学术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则实大误也。欧洲之中世，名为黑暗时代，实未尽然。吾国之中世，亦不同。甚可研究而发明之也。

在陈寅恪的学术视野中，唐宋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座高峰，更是中国由国土重新统一，到文化再次灿烂的黄金时代。唐宋文化的重要成功，就是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的过程，佛教的中国化催生了程朱理学。程朱理学在儒、释、道融合的基础上，改造孔孟儒学，成为指导宋以后中国人日常生活、引导社会有序发展的思想力量。中国的精神面貌、学问文艺，均因此而生气勃勃，别开生面。佛学中国化的奥妙，即在于宋儒“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这种移植改造体现着宋儒爱国济世之苦心。宋儒吸收佛理、改造儒学的学术路线，可以为西学东渐格局下民族本体文化的重建，提供历史借鉴。

陈寅恪对程朱理学的文化贡献，做出高度的历史评价；在中学西学冲突面前，提倡宋儒“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的学术路线，认同民族本位文化建设的目标。在民族文化本位的认知方面，吴宓深受陈寅恪学理的影响；而其对待新文学、白话文方面的置疑，则更多地来自于梅光迪的影响。《吴宓自编年谱》记述：1918年7月，吴宓刚从弗吉尼亚大学英国文学系转学至哈佛，即有人告知吴宓，有个在哈佛学文学的梅光迪，是胡适好友，因不赞成胡适“新文学”“白话文”之说，“在招兵买马，联合同志，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之大战”。果然不久，梅光迪即登门拜访，“梅君慷慨流涕，极言我中国文化可宝贵，历代圣贤、儒者思想之高深，中国旧礼俗、旧制度之优点，今彼胡适等所言所行之可痛恨”，“宓十分感动，即表示，宓当勉力追随”。吴宓回忆哈佛的读书环境，以为和弗吉尼亚大学大大不同，中国学生多：“在美国尚留居三年，并在哈佛大学上课，然每日所与往来、接触者，皆中国朋友，所谈论者，皆中国之政治、时事以及中国之学，文艺。盖不啻此身已回到中国矣！”哈佛留学生将对中国政治与文化现状的不满，不知不觉地归咎于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吴宓在1920年3月28日《日记》中记曰：“盖胡、陈之学说，本不值识者一笑。凡稍读书者，均知其非。乃其势炙手可热，举世风靡，至于如此，实属怪异……经若辈此一番混闹，中国一线生机，又为斩削。前途纷乱，益不可收拾矣。”在这种激愤情绪的支配下，在1919年远离北京的哈佛留学生中，形成了一个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价值取向不同的小小团体。1919年前后的哈佛小团体的骨干，回国后结成《学衡》的班底，于是便有了后五四时代被钱玄同称之为“我们”和“他们”两个文化阵营。

二、学术独立：现代学术体系建设中的民族本位立场

1919年10月，梅光迪率先回国，在南开大学、南京高等师范任教，1921年5月来函吴宓，以东南大学英国文学教授与《学衡》杂志总编辑位置邀请吴宓回国。吴宓1920年6月完成本科学业。接着又在白璧德的引导下，确立了专门研究中国之学的学术方向。1921年2月在《留学生月报》上发表《中国的新与旧》一文，呈送白璧德阅看。吴宓《日记》中记载：“巴师谓于中国事，至切关心。东西各国之儒者，Humanists应联为气，协力行事，则淑世易俗之功，或可冀成。故渠于中国学生在此者，如张、汤、楼、陈及宓等，期望至殷云云。”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一时成为哈佛留学生团队的思想旗帜。1921年6月，吴宓从研究院毕业，获得硕士学位。按照清华公费留学五年的规定，可以继续深造。但他此时已经是归心似箭。一是婚姻大事，水到渠成；二是东南大学职位与《学衡》杂志的召唤。在与汤用彤等通告后，吴宓当年8月回到国内。9月，陈寅恪也离开美国，重返德国。

吴宓与刘伯明、梅光迪、柳诒徵、胡先骕为主要撰稿人的《学衡》杂志，创办于1922年春的南京。创刊号由柳诒徵写作“弁言”，第三期刊出的“《学衡》杂志简章”，则出自吴宓之手。吴宓标明《学衡》的办刊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与1919年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所提出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宗旨，遥遥相对。《学衡》作为以留学生为主体的同人刊物，突出其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的学术立场。《学衡》简章在办刊宗旨下标明三个学术取向：（甲）同人以国学为切实功夫，整理条析，以见吾国文化有与日月争光之价值；（乙）对西学既博极群书，又审慎取舍，庶使吾国学子不至于道听途说，昧于大体；（丙）在语言表达上，坚持文言表达，表明吾国文学，可以表西来之思想，无须更张文法。《学衡》设“通论”“述学”“书评”栏目，梅光迪、吴宓等在《学衡》多次发文评论新文化运动，置疑白话文。《学衡》设“文苑”栏目，在“诗录”“文录”“词录”专栏里，发表以江南文人创作为主的文言文、格律诗、词等旧体文学作品。以归国留学生为主要撰稿人的《学衡》，成为与新思潮团队南北对峙的传播平台。

《学衡》攻讦新文化运动的立论与旧体文学卷土重来的现象，引起了钱玄同等人的愤怒。1925年5月，钱玄同把第38期《学衡》转胡适，本期《学衡》有吴宓介绍白璧德等人思想的两篇译文，有景昌极评进化论、黄乃秋评胡适《红楼梦考证》论文。钱玄同在与胡适的信中说：送《学衡》杂志是想让胡适知道“他们底议论与思想，混乱到什么地位”，因为这种混乱存在，胡适应挺身而出，继续来做“思想界底医生”。钱玄同警告：思想界、文学界已经划然而成“他们”和“我们”两个阵营。在钱玄同划分“他们”和“我们”两个阵营的时候，吴宓已经到了清华，参与筹建国学研究院。

1923年前后，原来以输送留美学生为主的清华谋求改革，向在中国办大学的方向努力。1925年4月，外交部批准清华学校改组为留美预备部、大学部和研究院三部分的改革计划。在研究院筹建期间，先办国学研究院，待1929年旧制学生全部毕业后，留美预备部停办，国学研究院归并研究院，保持大学部、研究院的基本架构。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传》中叙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筹建过程道：

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北京清华学校教务长张彭春（字仲述）创议，经外交部批准：停办留美预备部，创办国学研究院、并大学部。于本年开始在全国招收第一届新生。研究院旨趣，取法于吾国书院，并仿英国牛津导师制。其初经多方筹商，聘请王静安，梁任公、赵元任及寅恪先生为教授（学生毕业证书上所列教师名衔均称导师）。

张彭春为张伯苓的胞弟，庚款留美学生，1923年至1926年任清华教务长，为“新月社”成员。蓝文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回忆更为详尽。其特别强调胡适是国学研究院的制度设计参与人：

当五四新潮后，提倡科学的呼声，响彻云霄；同时整理国故，也被世人所重视……十一年秋，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国学门，为我国大学设置研究所的嚆矢。国学门主任沈兼士敦请王静安先生为指导教授，王先生不克北上，遂聘为函授导师，书笺往返，诸研究生受益很多。此后数年间，北京国立八校，因经费拮据，弦歌时辍。惟清华学校，经费独立，基础深厚，实大有可为。校长曹云祥先生，于十三年秋，即计划改制，设大学各学系及国学研究院，留美预备班办至十八年结束，立得外交部批准及美国驻华公使的赞助，遂开始筹备。曹校长想把研究院办好，特请胡适之代为设计。胡氏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为研究院绘一蓝图，其特点，如置导师数人（不称教授），常川住院，主讲国学重要科目，指导研究生专题研究，并共同治院；置特别讲师，讲授专门学科。后来研究院的规章，大致即本此蓝图。曹校长敦请胡氏为导师，胡氏很谦逊地说：“非第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十四年春，曹校长敦聘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赵元任四先生为导师，李济之先生为特别讲师。梁、王、赵、李四先生先后应聘，惟章氏不肯就。

吴宓1924年5月底因东南大学裁并西洋文学系，而就聘于东北大学，1925年2月，被聘往清华主持筹建国学研究院。吴宓筹建国学研究院的工作主要为两个方面：一是聘请研究院导师，二是制定研究院章程。研究院所聘请导师中，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人，是吴宓没有参与筹备时学校已选定的，吴宓的工作是尽心尽责把选定计划一一落实。落实的结果是4月王国维、梁启超、李济到校，6月赵元任到校。陈寅恪的聘任，与吴宓的力争有关。吴宓向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教务长张彭春认为：陈学问虽好，但一无学位，二无著作。因而不同意聘请。吴宓据理力争，以为陈寅恪留学18年，能与外国教授上下其议论；1923年《学衡》杂志登出的陈寅恪请求国内亲属帮其购书的《与妹书》，寥寥数百字，已足见其学问之广而深，识见其高而远。最后采用代校长写好电文，请校长签字的方式，终获成功。当年的2月16日，清华发出聘陈寅恪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电报。在吴宓的积极沟通下，陈寅恪6月25日正式回复就聘，但明年春方归。

6月18日，吴宓正式获聘国学研究院主任。国学研究院1925年7月首届招生，正取30名，备取2名。9月9日上午，在大礼堂举行开学礼。吴宓以国学研究院主任身份作题为《清华开办研究院旨趣及经过》。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与学术指导方式，根据吴学昭所著《吴宓与陈寅恪》一书记叙，大体如下：

《研究院章程》规定，研究方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教学方式分“普通演讲”及“专题研究”。普通演讲，即课堂讲授，为国学基本知识课程，学生必修或选修，由各教授就个人专长而开课。专题研究，是学生在教授指定的研究范围内，就自己的志趣及学力所近，自由选定研究课题，经与教授确定后，可定时向自己选定的授业导师请教。《章程》还规定，教授对专从本人请业的学员，“应订定时间，常与接谈，考询成绩，指示方法及应读书籍”，指导学科范围，由各教授自定，“俾可出其平生治学之心得，就其最专精之科目，自由讲授”。

随着清华大学部设立方案的推进，1925年底到1926年初，清华国学研究院体制进入吴宓所说的“一年三变”的动荡时期。对1925年清华三部鼎立的格局，吴宓是极为满意并引为得意的。他希望继续扩大导师队伍，并在高等研究外，设置普通国学课程。而教务长张彭春根据学校调整方向，着手修改吴宓制定的研究院《缘起》《章程》，试图把国学研究院改为研究院国学门，同时给国学研究院加上教授不增聘，普通国学亦不兼授的政策限制。张彭春与吴宓的争执由此而起。至1926年1月19日，校长召开的校务会议上，吴宓、张彭春各述己见，争论不下时，其他委员发言，建议维护国学研究院目前的体制，直到大学院成立。大学院成立后，各分设系均设研究所时，国学研究院随之取消。参加会议的吴宓有挫折感，觉得“大势已去，本旨已乖，只得承认失败而已”。国学研究院改制争论在学生与老师中形成一场小小的风波。吴宓遂提出辞去国学研究院主任职务，到外文系任教。张彭春也决意辞职离开清华。吴宓退职后，校长曹云祥兼理国学研究院主任一个多月，交由新任教务处长梅贻琦兼管。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陈寅恪未入清华之前。1925年5月，大学部开始招生。按照新的体制，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李济任研究院专任导师，讲授课程，指导学生。同时，王国维兼任国文系教授，梁启超兼任历史系、哲学系教授。陈寅恪1926年7月8日到清华，任国学院导师，参加研究院教务会议，开出的指导研究范围为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普通演讲题目为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吴宓推荐东南大学外语系毕业生浦江清担任陈寅恪助教。1927年6月1日，清华研究院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梁启超致辞，以为“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为国学重镇无疑”。研究院仍以国学重镇自期。毕业典礼的第二天，即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自沉。1928年8月，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罗家伦被任命为校长，梅贻琦到美国接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不再主持研究院工作。研究院也不再充实主任职位。9月，罗家伦在就职典礼上发表“学术独立与新清华”的演讲，把争取中国学术在国际间的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作为新清华努力的方向。此年，陈寅恪在研究院的课程中增加“梵文文法”与“唯识二十论校读”等课程。1929年1月，梁启超去世。6月底，随着大学部、研究院的逐步完善，国学研究院与留美预备部同时宣告结束。四年间，国学研究院共招收研究生72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聚则学有专攻，散则满天星斗，成为20世纪30年代文史学科的翘楚。清华国学研究院取消后，陈寅恪改任中文系、历史系合聘教授。

清华国学研究院取消前后，又一个影响中国学术格局的学术研究机构应运而生。这就是蔡元培在南京设置的中央研究院，和努力搭上中央研究院研究所设置便车的广州中山大学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1927年5月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九十次会议决定设置中央研究院筹备处，蔡元培为中央研究院筹备的领衔者。11月20日，筹备会议通过了组织条例，确定中央研究院为中华民国最高科研机关。1928年4月正式成立时，改名为国立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为首任院长。至1930年初，共成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9个研究所。其中物理、化学、工程、地质所、社会科学所在上海，天文、气象所、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南京，心理所在北京，历史语言所在广州。

设在广州中山大学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为傅斯年。傅斯年是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办过《新潮》杂志，组织过五四游行。1919年冬考取山东官费到英国游学。在伦敦大学学习心理学专业。1923年到柏林，在柏林大学人文学院注册，与陈寅恪、俞大维、毛子水、姚从吾交往甚多，学术兴趣转向东方学和历史语言学。和陈寅恪一样，七年的海外学习，傅斯年没有获得任何专业学位。1927年初，傅斯年回到广州中山大学，建立中山大学文学院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看准中央研究院成立若干研究所的时机，傅斯年将胡适、陈垣、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刘复名字写入，将刚成立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升格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于1929年春迁至北京北海静心斋。迁到北京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为傅斯年。下设三组：第一组为历史组，主任为陈寅恪；第二组为语言组，主任赵元任；第三组为考古组，主任李济。霸气十足的傅斯年，依靠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牌子，将清华国学院的导师班底尽收麾下。

史语所的创建，其目标是使中国语言学者和历史学者的造诣达到现代学术界的水平线上，在中国建立如欧洲一样发达的历史学、语言学研究。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为：历史学不是著史。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是历史学的方向；语言学渐成近代欧洲学问中最有成就的分支。通过民族方言、语言流变的分析，探寻民族精神，是语言学的方向。中国语言学与历史学有光荣的历史，但近年来题目固定了，材料不大扩充了，工具不添新的了。“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这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新史语学反对国故，历史学、语言学和“国学”，不是名词的争执，而是精神的差异；新史语学反对疏通疏证的工作，一切事实在材料中显明。材料内发见无遗，材料外不越半步；新史语学反对普及，学术之用，属无用之用；学术的高度，当是国家文明的高度。傅斯年意识到：“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因此在文章结尾，喊出三句口号：

我们高呼：

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超越国学的范畴，摆脱太多的道德情感羁绊；开拓以科学为本位的历史学、语言学研究，在文籍考订、史料征集、考古、人类及民物、比较艺术等历史学领域，在汉语、西南语、中央亚细亚语、语言学等语言学领域，确立研究的优势；从而在中国确立东方学的正统。以上三个层面，便构成史语所的工作旨趣与目标。

有《寄傅斯年》诗。诗云：“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其中，国学研究的“正始遗音”，随着王国维的自沉，几成绝响；国外回来“元和新军”，跃跃欲试，有待成军。天下英雄，求田问舍，还看傅君身手，对傅斯年寄予厚望。史语所出现的意义，在告别“正始遗音”，建立“元和新军”。

史语所稍后几年通过殷墟发掘、明清内阁档案收购及整理、现代方言调查几项重要工作，使之成为中央研究院中成就卓然的团队。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李济、陈寅恪、赵元任在上述重要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工作旨趣与目标，也必然给陈寅恪等人的学术研究，带来重要影响。

自1927年起，陈寅恪开始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所办的《国学论丛》及《清华学报》发表佛学、敦煌学、蒙古学有关的学术论文。据蒋天枢所编《陈寅恪先生论著编年目录》，1927年论文《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童受喻·论梵文残本跋》，1928年论文《俞曲园病中呓语跋》《忏悔减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1929年《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元代汉人译名考》。这些论文均发表于上述两个刊物，偶尔发表于《北京图书馆月刊》。

1930年论文《大乘义章书后》《敦煌劫余录序》《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二）《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印度故事》《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敦煌本唐梵翻对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1931年论文《几何原本满文译本跋》《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蒙古源流研究之四）《李唐氏族之推测》。上述论文大多发表于《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偶尔发表于《国学论丛》及《清华学报》。

以上论文排列是为了印证两个结论：一是陈寅恪1931年前论文涉及的主要研究方向，属“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的东方学范畴。二是从文章发表刊物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迁至北京，对陈寅恪的学术研究的影响。身为史语所历史组主任的陈寅恪，需要完成两个方向的任务：教学上需要满足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系、中文系教授的授课任务；研究上需要肩起国立史语所的发表论文的责任。这两项都需要付出十二分的努力才能胜任。《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载有陈寅恪所写历史组1929年7月至1930年6月年度工作报告。其当年的主要工作是：（一）编定《金石书目录》《敦煌劫余录》《藏文籍目录》。（二）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三）研究历史上各项问题。上古史论文若干；中古史论文若干；近代史论文若干。史语所迁北京后设办公地址在北海，是因为国民政府南迁后有空房余出，“国立”的研究机构可以暂时栖身。钱玄同的国语所也在北海。所长傅斯年希望陈寅恪更多的精力放史语所，所以劝陈寅恪在城中租房。而陈寅恪着实放不下清华，其1930年《致傅斯年》信中，提出在历史组挂名，不领史语所薪水，由清华支付全额薪水的解决办法；并解释其中原因道：“一年以来，为清华预备功课几全费去时间精力。故全薪由清华出，亦似公允。所以为清华卖力者，因上课不充分准备，必当堂出丑。人之恒情只顾其近处，非厚于清华而薄于史语所也。”

陈寅恪在清华预备功课困难，是因为在大学学科方建、鸿蒙初开时期，没有可供使用的教材。授课教授需要自己确认授课内容，寻找授课资料，编写授课讲义。而陈寅恪对课堂讲授又持格甚严，坚持所谓的三不讲：古人今人的成说，读书即可，不讲；值得讲的问题，缺乏材料，不讲；以前讲过的，不愿重复，不讲。因此他必然会经历“为清华预备功课几全费去时间精力”的艰难。陈寅恪1931年在清华建校二十年时所作的《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描述3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简陋不堪的状况云：

观全国学术现状，则自然科学，凡近年新发明之学理，新出版之图籍，吾国学人能知其概要，举其名目，已复不易。虽地质、生物、气象等学，可称尚有相当贡献，实乃地域材料关系所使然。古人所谓“慰情聊胜无”者，要不可遽以此而自足。西洋文学、哲学、艺术、历史等，苟输入传达，不失其真，即为难能可贵，遑问其有所创获。社会科学则本国政治、社会、财政、经济之情况，非乞灵于外人之调查统计，几无以为研求讨论之资。教育学则与政治相通，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今日中国多数教育学者庶几近之。至于本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史等，疑若可以几于独立者，察其实际，亦复不然。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见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今日全国大学未必有人焉，能授本国通史，或一代专史，而胜任愉快者。

中国大学不能授本国通史或一代专史，而环顾日本，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却使国人不可追步。国可亡，史不可灭。中国幸存，而国史已失正统，是一件值得警惕的事情。其他研究如国语研究、方言调查，不能通解剖析民族文化，而错以创造文学为指归；思想史著作集中于先秦两汉，好古不化；艺术史材料，或流散东西诸国，或为权豪之家藏品，不能为公家博物馆收藏，供国人共享；图书馆收书极少，不敷研究所之用；目录版本学不讲，奇书珍本，或入外国人手，或藏于本国私家，不能成为社会资源。这些都构成吾国学术走向独立的障碍。在罗列学术界的不足之后，陈寅恪呼吁：清华成立二十年，其今后与吾国大学的共同责任，就是谋求学术独立；学术独立，“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

学术独立，是国立清华大学成立最重要的目标。1928年9月，罗家伦就任清华校长，其10月18日的任职宣言题为《学术独立与新清华》。把学术独立与国家独立相提并论，改造庚款建立的学校，把“学术独立”作为新清华立校之本，是国民革命有骨气有气节的行为。陈寅恪在清华建校二十年纪念日，把学术独立提高到民族精神生死的高度，同样是民族文化本位精神的张扬。陈寅恪文中所提及的历史学、语言学、文学、思想史、艺术史等部类，又与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所涉及部类一一对应。因此，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与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共同激荡起20年代末30年代初与民族独立自由平等桴鼓相应的学术独立自由平等的主潮，开启了后五四时代现代学术由疑古到释古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