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一）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起自西汉董仲舒，止于清末廖平，作者统称为“经学时代”。陈寅恪审查报告重在考论新儒学生成的历史，而预告西学东渐、中西交汇后，中国文化所面临的选择和个人的学术立场。陈寅恪认为：

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

自秦以后新儒学的滥觞，与佛教的传入、道教生长及与儒教的融合有关：

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集三教之学土，讲论于殿廷。是其一例。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

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也。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采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如六朝士大夫号称旷达，而夷考其实，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此皆儒家之教训，固无预于佛、老之玄风者也。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绝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

六朝以后之道教，包罗至广，演变至繁，不似儒教之偏重政治社会制度，故思想上尤易融贯吸收，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

至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虽似相反，而实足以相成。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

陈寅恪以其“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研究的经验，论述佛学传入，先与道教合流，又与儒教合流的过程。儒教在中国制度法律公私生活的权威不能改变，佛教无君无父思想，在与儒教的融合中，不断被改造变易，才有了宋代儒释道合一的新儒学出现。而未曾谋求与儒教结合的佛教中的唯识宗，其最终寂寂无名，无能生存。借鉴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即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的经验，“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是陈寅恪对甲午以来即存在，五四以后更趋激烈的中西之争的解决方案。陈寅恪1919年在哈佛与吴宓的讨论，即是主张走宋代新儒学吸收佛、道，改造原始儒学的学术路线，十余年后，再次表明吸收输入外来、不忘民族本位的学术立场。为强调自己的学术立场，陈寅恪还作了“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的明确表述：不古不今之学，是指从事中古史的研究；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是指鸦片战争之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时期；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是指所持救国之方，在曾国藩、张之洞中体西用之间。在二三十年代学术独立的思想潮流中，陈寅恪勇于标明自己的学术立场，并以个人中古史研究的学术实践，为现代学术体系的多元化呈现，殚精竭虑。

自入职清华到抗战逃亡，陈寅恪在北京度过了十年的学术黄金期。清华的课堂传授，史语所的研究课题，给中年陈寅恪搭建了“续命河汾”的重要平台。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成为学者陈寅恪生命中的最高理想。据清华1931级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记载，1932年陈寅恪在清华所开设的课程：中文系，唐诗校释、唐代诗人与政治关系研究、中国文学中佛教故事之研究、佛教翻译文学；哲学系，中国中世纪哲学；历史学系，晋南北朝隋唐史之研究、晋南北朝隋唐文化史、晋南北朝隋唐之西北史料、蒙古史料之研究。这是一个头绪繁多的课程表。由此可以感知讲课人的奔波与努力。1934年，时任历史学系主任的蒋廷黻向学校报告，蒙古史料、唐代西北石刻课程，因学生程度不足而更改。断代史课程向学生开设，专题研究课程向研究班开设，以求课程更合理地兼顾学生的接受与教授的讲授。与大学课程的改革有关，1933年前后，陈寅恪的研究重心由“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的东方学转移至中古史，其中包括晋隋唐史，兼及宋史。日本侵华战争打破了陈寅恪教书著述的生活。在逃亡办学的近十年间，陈寅恪在两次失书的窘境中，1940年完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1年完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4年完成《元白诗笺证稿》。其1942年写的《致刘永济》的信中描述：“文字结习，与生俱来，必欲于未死之前稍留一痕迹以自作纪念也。”著史太晚，几成陈寅恪一生的遗憾。流亡中所成之隋唐史三书，无不体现出中华民族在多艰岁月走向复兴辉煌的历史主线和民族精神。陈寅恪在对中古史的阐释中，始终体现出民族文化本位的价值理念。陈寅恪抗战背景下写成的“唐史三稿”，成为现代学术体系中中古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典范之作。

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走出憔悴忧伤的遗民情感自设

王国维自沉事件发生在1927年6月2日。6月1日是国学研究院的毕业叙别会，叙别会上，梁启超发表了“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的致辞。王国维参加了在清华工字厅举办的叙别会，并与毕业班同学老师一同午餐，雍容淡雅之态无异于平常。饭后去陈寅恪家，然后回到清华园西院自己家。在家接待了几拨来访的研究院学生。晚阅学生试卷毕。6月2日早餐后到研究院，交待学生毕业试卷，谈下学期招生事宜后，借研究院秘书五元纸币，前往颐和园。约十一时左右，在鱼藻轩投水身亡。检查遗物，有留与儿子王贞明的遗书一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然后是简单的家事交待。刚刚度过50岁生日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以自沉的方式结束生命，时间在端午前，地点在颐和园鱼藻轩，遗书中有“只欠一死”“义无再辱”的字样。其自沉的原因便成为全社会议论纷纭的话题。

王国维遗书

陈寅恪参与了6月3日下午在颐和园的入殓与告别活动。据姜亮夫回忆：“我们二十几位同学行三鞠躬礼，但陈寅恪先生来后向他行三跪九叩大礼。我们当时深感情义深浅在一举一动中可见。”陈寅恪小王国维13岁。在清华短短不足一年的共事中，因为同住学校，议事论学，交流来往最多，陈寅恪对王国维，尊敬有加，且以“后学”谦处。王国维遗书中有“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之语，也可以看出王国维对陈寅恪、吴宓的信任。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联》云：“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其中的十七年，是指辛亥革命以来的岁月；五千卷，是指委托陈、吴代为处理的书籍。在大清的残山剩水中，以累臣身份自沉。陈寅恪最早写成的挽联中，殉清的判断，是十分清晰无误的。

稍后，陈寅恪有《挽王静安先生》七律诗的写作：

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

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

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

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

七律挽诗中遂有“殉清”与“殉文化”两个判断，并行交错。陈寅恪在“越甲未应公独耻”句下有注，谓1924年10月甲子岁冯兵逼宫，溥仪迁出故宫的“皇室奇变”中，王国维与柯劭忞、罗振玉约同死而未果。1927年冯部再次兵至燕郊，即是王国维遗言中“义无再辱”所指，遂践旧约，以自沉赴死。挽诗中的“文化神州丧一身”，指向殉文化；“赢得大清干净水”，指向“殉清”。

挽联与七律挽诗后，陈寅恪意犹未尽，再以长庆体仿王国维《颐和园词》作《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挽词并序》最早发表在1927年的10月的《国学月报》。1928年7月，正式发表于《学衡》第64期。1953年秋蒋天枢到广州，陈寅恪与其谈晚清掌故及与此诗有关本事，蒋天枢归后，记所闻，笺注于诗句之下，便成为《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加蒋天枢笺注的通行文本。读蒋天枢笺注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其“挽词”部分指向“殉清”，“序”部分指向“殉文化”。

王国维的《颐和园词》1912年3月写作在日本。其在《致铃木虎雄》自言“此词于觉罗氏一姓末路之事略具，至于全国民之运命，与其所以致病之由，及其所得之果，尚有更悲于此者，拟为《东征赋》以发之”。长诗从咸丰丧礼、慈禧操权始，至辛亥国变、结束帝制止，围绕慈禧与颐和园，叙写爱新觉罗氏如何走向末路。全诗九十一韵，王国维以历史审判者的眼光，叙述慈禧近五十年间如何由两宫“临朝”走向一人“称制”的权力巅峰。慈禧听政的同治、光绪年间，操弄权柄。尤其是光绪年间，用海军经费，修建以万寿山为中心的颐和园，之后有甲午战败、变法流产、庚子西狩，使大清帝国走向日暮途穷之地。在光绪病入膏肓之际，慈禧又选宣统溥仪做皇帝，演出3岁登基的闹剧。三年后而有辛亥国变，溥仪成为亡国之君。王国维的《颐和园词》重在以吟咏颐和园为题，叙写晚清政局与慈禧专权，寄寓历史兴亡之感。诗中表现出辛亥革命时期具有遗民情结的汉族知识分子特有的价值观：将清王朝的覆灭归咎于慈禧的弄权主政，对光绪的不能自立抱以同情，将袁世凯视为窃国大盗。王国维《颐和园词》因此而成为共和初行年代长歌当哭的名篇。

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有意仿王国维《颐和园词》，以长篇律体记录王国维一生的作为与著述。《挽词》五十六韵，其叙事节奏可分以下章节：首先分述清朝十代传承，因不见中兴，王国维遂有《颐和园词》之作，寄托兴亡之感；其次忆及张之洞主持学部时期，秉持中体西用主张。王国维任职学部，因词成功，转研戏曲。再次写王国维辛亥国变后到日本，《宋元戏曲考》等著述的刊行，与罗振玉一起考释殷书。五年后返回上海，有两考一论问世，开创以地下文物证地上文物的学术新路。第四节写1923年7月起，入值逊帝溥仪南书房，并经历1924年10月冯玉祥导演的赶溥仪出宫的甲子之变。第五节写王国维受聘清华，学院传业。最末写自沉之恸：“风义平生师友间，招魂哀愤满人寰。他年清史求忠迹，一吊前朝万寿山。”清史留忠迹，仍是一种殉清的判断。

辛亥革命使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选择共和制度的国家。溥仪在辛亥革命后成为逊帝时，还是孩童。逊帝与共和的共同存在，对中国政治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而言，都是新鲜的事情。推翻帝制后无君无父情感的释放或失落，和国家政治秩序经济治理的杂乱无序，同时摆在中国人面前。让民主平等的观念走入每个国民的心中，使共和制度在军政的体系之上得以顺利运作，成为中华民国政权面临的最艰难的问题。在一个专制君主制实行上千年的国度，由于历史政治的惯性和国家治理的节奏经验，极容易从前无古人的民主共和轨道，滑向轻车熟路的专制君主制轨道。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都是逆共和潮流而动的行为。1917年7月的张勋复辟，虽然只存在十二天，但因为有逊帝溥仪的参与，更是搅浑了民国政治斗争的泥潭。在一种合力的推动下，数年后王国维也不幸身陷泥潭之中。

辛亥革命初起，王国维便随罗振玉到了日本，在帮助罗振玉校刊殷墟甲骨与敦煌古简、佚书的同时，自己的学术兴趣也转向古史、古文字学的考释研究。王国维的《丙辰日记》称在日本四年多的生活“最为简单，惟学问则变化滋甚”，“客中书籍无多，而大云书库之书，殆与取诸宫中无异”。王国维1916年回国后，在上海哈同花园编辑《学术丛编》，在孙诒让、罗振玉破解甲骨文字的基础上，向人名、地理、礼制等考史的方向努力，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论》“两考一论”的问世。以殷墟卜辞考殷周古史，王国维走出了现代学术史上的一大步。

正在学术巅峰时期的王国维入值故宫南书房，是一个绝大的错误。1922年，16岁的逊帝溥仪举行了大婚。无政可亲的逊帝，在陈宝琛一帮旧臣的安排下，会见遗民，追赠谥号，遴选硕学，以显示存在的忙碌，构成宫中日常。1923年，故宫南书房征召行走，在罗振玉斡旋、升允的荐保下，王国维以诸生出身与三位进士同时得选。王国维在当年的6月从上海来到北京，入值故宫，赏五品衔，着在紫禁城骑马。这是一种王国维从来不曾经历的生活。在南书房行走时期的王国维，有了很多观念上的变化：如对西学的拒绝，对“复辟”的关注，对“皇上”的维护。王国维入值南书房的恶梦，因甲子之变中得以终止。1924年10月23日，皈依孙中山南方革命阵营的冯玉祥，率军进入北京。首先幽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其次把复辟风波不断的逊帝溥仪赶出故宫，并宣布永远废除皇帝尊号。史称北京政变或甲子之变。溥仪离开故宫逃至天津张园后，清华不失时机地请王国维出任国学院导师，王国维才体面地走出机械太多、恶浊不堪的南书房行走的任职。1924甲子年所遭遇的困辱让人难忘，因此1927年6月，当冯玉祥的部队以北伐的名义临近北京，尚留着清朝辫子的王国维顿感大难来临，而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的判断，做出“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选择。

造成1927年五十初度的王国维情绪低落的原因还有家事。1926年9月26日，王国维的长子、在上海海关任职的王潜明，因伤寒病去世。潜明夫人为罗振玉的三女儿孝纯。处理完后事之后，王国维欲将抚恤金寄媳，而罗家拒收。信件来往之间，情绪激化。罗振玉来信，甚至有“弟为人偏于博爱，近墨；公偏于自爱，近杨”一类的激愤之语。失子与失和之痛，也应是王国维自沉的重要诱因。

王国维自沉后，罗振玉接下来的“神操作”加深了全社会对王国维殉清的印象。王国维的死讯6月4日报与天津罗振玉，罗振玉所作的第一件事是借王国维的口气写一份《遗折》递呈溥仪，溥仪下“诏”加封“忠悫”谥号，赏银两千两治丧。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梁启超去政府外交部替王国维申请抚恤金，予以驳回。校方按常规发两个月薪金800元。王国维的死，与冯玉祥部逐溥仪出宫一样，成为“我们”与“他们”不同立场、不同情感、不同评价的事件。追悼会6月14日在全浙会馆进行，挽联及诗文由罗氏天津贻安堂汇刊为《王忠悫公哀挽录》。安葬8月14日在清华园东七间房墓地进行，墓碑上刻了“王忠悫公”的“谥号”。不久，罗振玉着手编印《王忠悫公遗书》。罗振玉主导下的王国维丧事的办理过程，把一代学术大师王国维与已经灭亡的清王朝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这对已经走出南书房，走入学术界的王国维来说，是不公平的，也是让人痛心的。

让王国维走出逊帝旧臣、忠悫谥号的阴影，还原一个孤苦无援，背负沉重，情感多端，游走于晚清与民国之间，对中国现代学术有多重贡献大师的真面，对清华大学、对学术界及全社会，都有重要的意义。

因为王国维的葬礼在暑期进行，很多同学未能参加。9月20日，梁启超带领研究院全体同学到墓前祭奠，并发表演讲。梁启超的墓前演讲，从对王国维遗言的解读、王国维性格的多面与内在冲突，王国维的学术贡献三个方面，解读并重塑不仅属于中国、还应属于世界的学者王国维。

其一，关于自杀，梁启超认为：

自杀这个事情，在道德上很是问题：依欧洲人的眼光看来，是怯弱的行为；基督教且认做一种罪恶。在中国却不如此——除了小小的自终沟渎以外，许多伟大的人物有时以自杀表现他的勇气。孔子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宁可不生活，不肯降辱；本可不死，只因既不能屈服社会，亦不能屈服于社会，所以终究要自杀。伯夷叔齐的志气，就是王静安先生的志气！违心苟活，比自杀还要更苦；一死明志，较偷生还更乐。所以王先生的遗嘱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样的自杀，完全代表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不可以欧洲人的眼光去苛评乱解。

杀身成仁是孔子以来儒家广为赞颂的士人精神。故中国看待自杀与外国、与基督教徒看待自杀的价值观有别。王国维的死，体现了儒家杀身以成仁的人生境界，代表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生命意志，有中国士人道德文化精神的浸润。

其二，关于王国维自杀，梁启超认为：

王先生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的头脑很冷靜，脾气很和平，情感很浓厚，这是可从他的著述、谈话和文学作品看出来的。只因有此三种矛盾的性格合并在一起，所以结果可以至于自杀。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之一途。我们若以中国古代道德观念去观察，王先生的自杀是有意义的，和一般无聊的行为不同。

头脑冷静、脾气平和、情感浓厚，其所产生的困顿扭结，无以排除，而有王国维的自杀。

其三，关于王国维的学术贡献，梁启超认为他不仅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

若说起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那是不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其最显著的实在是发明甲骨文。和他同时因甲骨文而著名的虽有人，但其实有许多重要著作都是他一人做的。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矫正他的绝少。这是他的绝学！不过他的学问绝对不止这点。我挽他的联有“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一语，“通方知类”四字能够表现他的学问全体。他观察各方面都很周到，不以一部分名家。他了解各种学问的关系，而逐次努力做一种学问。本来，凡做学问，都应如此。不可贪多，亦不可眛全，看全部要清楚，做一部要猛勇。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辩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

梁启超长王国维四岁，同为中国晚清民国思想界、学术界的引领者。二人在清华共事，极大提高国学研究院的声誉。梁好动，王主静。陈寅恪初到清华园，以“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的联语赠研究院同学，让大家引以自豪。王国维自沉后，梁启超亲到外交部为王争取抚恤金，率学生墓前追悼，都体现出对王国维的尊敬。梁启超的墓前演讲，注意从现代社会、现代学者的高度，引导舆论与社会如何看待志士仁人的自杀行为，王国维个人的矛盾性格和困顿处境，王国维学术的高度及成功所在。梁启超的演讲，没有一字提到王国维殉清，一扫罗振玉经手王国维丧事所沾溉的乌烟瘴气。

梁启超之后，陈寅恪也注意思考西学东渐的潮流中，现代知识分子所遭遇的文化困境，试图从现代学术精神建构的高度，解读王国维遭遇的精神困顿，升华以死明志自沉行为的精神境界。据1927年6月14日《吴宓日记》记载：吴宓与楼光来当晚散步同访陈寅恪，交谈中，吴宓设二马之喻，以为自己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理想，而又思以西方之新方法，维持并发展此理想。二马分道，必遭车裂之刑。吴宓二马之喻的困境，为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所经历。《日记》记述陈寅恪与吴宓的交流道：“寅恪谓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之所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如王静安先生，是其显著之例。而宓则谓寅恪与宓皆不能逃此范围，特有大小轻重之别耳。”6月29日《吴宓日记》又记：“夕，陈寅恪来，谈大局改变后一身之计划……又与寅恪相约不入（国民）党。他日党化教育弥漫全国，为保全个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舍弃学校，另谋生活。”10月3日，《吴宓日记》记：“夕，陈寅恪来，以所作《吊王静安先生》七古一篇见示。宓并召浦江清来，命为抄写云。”此七古一篇即为《王观堂先生挽词》五十六韵。未提及序文。《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正式发表在《学衡》杂志第64期时为1928年7月。《挽词》所述已在前文论列，《序》文约640字，是6月14日晚《吴宓日记》所记陈寅恪谈话主要观点的深化提升：

凡一种文化值其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

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重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之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

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情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及云。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学术大师王国维的自沉的原因，社会上有种种猜想，序文将社会上的种种猜想统归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而给出了一个权威的解释：殉文化。中国本土文化以“三纲六纪”为核心，佛教流播不能动摇这一核心。清道光以来，中国文化遭遇巨劫奇变，面临衰落的命运。但为纲纪之说所化之人，愿意与“三纲六纪”共命同尽。以君纲而言，不管所遇之君是李煜还是刘秀；以友纪而言，友为郦寄亦待之鲍叔。王国维所殉之道，所成之仁，为抽象理想之物，而非一人一事所可替代。纲纪文化所构建的社会秩序，面临崩毁衰败，此王国维不得不死，其死所以震惊天下后世者。陈寅恪《序》的重要作用，在于以“殉文化”说诠释王国维死因，止损“殉清”、朋友失和、北伐军兴等说流传，给王国维之死带来的污名化。

1929年6月，王国维自沉两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在学校为王国维立纪念碑，碑铭为陈寅恪撰写：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两年过后，陈寅恪仍坚持王国维之死非为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但殉道求仁的原因，由三纲六纪层面，转向“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层面。三纲六纪是对已经失去的世界而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面对未来的世界而言。陈希望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转换上升为读书人共同的理想。陈寅恪的思想认知，在对王国维之死的持续解释中，不断具有更多的现代精神。

1953年，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陈寅恪，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当年9月，约蒋天枢来广州，陈寅恪口述，蒋天枢记录，为《王观堂先生挽词》五十六韵添加本事笺注。12月，陈寅恪口述汪篯所录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中，重申了上述碑文所表达的基本观点：“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1953年开始的“颂红妆”写作，从《再生缘》乾隆年间女弹词作家作品中，从明末清初钱柳因缘中，借助了解之同情的阅读，发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广布天地人寰。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过程中提炼生成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充满现代意识的学术精神，既解释了“义无再辱”的王国维，也指引着“续命河汾”的陈寅恪。从王国维到陈寅恪，现代学术思想进步的脉络，清晰可见。

续命河汾，是陈寅恪一生没有放下的行囊。如果说“续命河汾”带有更多横渠四句所表达的士大夫精神遗韵的话，“学术独立”则是民族危亡所激发的现代学术精神。陈寅恪做过蔡锷的秘书，在谭延闿湖南交涉使署任职一年，最终仍是选择读书治学。作为中国士大夫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摆渡人，他希望现代学术能为古老文明续命，走出一条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学术道路；同时也希望中国现代读书人，肩起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旗，创造自救他救、强大华夏民族的现代学术。1927年至1937年，是中国学术进步发展的黄金十年。包括清华在内的研究机构，在学术独立的大旗下，培养了一批以学术研究为职志的读书种子，中国现代学术与学科的建设，在第二代学人的奋勇争先中初具规模初显格局。抗战流亡及新中国建立前后，陈寅恪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积极的学术实践，诠释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精义，使其“续命河汾”的学术理想，变得更加深切感人，更加触手可及。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作者：关爱和，河南大学文学院]

编辑：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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